「民粹主義」（Populism）無疑是當代全球政治的關鍵字。從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崛起、英國脫歐公投，到歐洲各國極右翼勢力的擴張，這股浪潮似乎重塑了世界政治地景。在臺灣，這個詞彙也從未在公共論述中缺席，的政治人物時常以「民粹誤國」來攻擊對手，網路論戰中也常見民眾互相指責對方「搞民粹」。然而，在一片標籤化的使用之外，我們是否真正理解這個複雜政治現象的意涵？
民粹主義究竟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、一種動員策略，還是一種論述風格？它在不同國家有著哪些共通性與差異性？尤其在臺灣獨特的社會政治脈絡下，民粹主義呈現出何種「接地氣」的面貌？本文將整合多份學術研究與評論，深入剖析民粹主義的核心定義，並聚焦於臺灣的具體案例，探討民粹的測量方式、獨特之處，以及對民主體制可能帶來的深遠影響。
一、民粹主義的核心：純粹人民 vs. 腐敗精英
要理解民粹主義，必須先掌握其核心的政治邏輯。當代政治學界普遍認為，民粹主義並非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（如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），而是一種「中心思想薄弱的意識形態」（thin-centred ideology）。其核心觀念是將社會二元對立地劃分為兩個同質化的群體：「純潔、高尚的人民」（the pure people）與「腐敗、墮落的精英」（the corrupt elite）。這個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世紀末美國的農民運動，當時他們組成了人民黨（People’s Party）。
根據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揚-沃爾納·穆勒（Jan-Werner Müller）等學者的觀點，民粹主義者不僅僅是批評精英，他們更會宣稱自己是「唯一能夠代表真正的 人民」的聲音。在其政治語言的框架下，政治不再是多元利益的協商與妥協，而是一場道德鬥爭。任何反對其主張的個人、團體或制度，都會被打上「人民公敵」或「腐敗精英」的標籤，從而被剝奪其政治合法性。
民粹主義者追求實現一種所謂的「人民全意志」（general will），也就是一個由他們所定義的、至高無上的集體目標（例如「讓國家再次偉大」或「發大財」）。任何質疑或偏離此目標的聲音，都被視為對人民的背叛。其論述內容的核心，便是動員人民意志來對抗既有的政治秩序。因此，雖然民粹主義在表面上高舉「人民主權」，看似非常民主，但其本質上是「反多元主義」的。它否定了現代自由民主社會的基石——承認社會由具有不同價值觀和利益的多元群體所構成，且這些群體都具有合法的存在權利。
二、測量台灣的民粹：一把多面向的尺
那麼，這個民粹主義的概念，該如何衡量一個社會或個人民粹主義的傾向程度？中央研究院與東吳大學的學者蔡明璋、潘欣欣透過實證研究，提出了觀察臺灣民粹主義的四個關鍵面向。這四個面向的強度，共同決定了民粹主義的傾向。
| 測量面向 | 核心信念與主張 |
|---|---|
| 1. 人民決策／主權在民 | 認為現行政治體制被精英把持，無法真正反映民意。他們相信政治並不複雜，應當由人民的意志直接引導政府決策。 |
| 2. 反精英主義 | 視政治精英、技術官僚與知識份子為一個脫離群眾、利益與人民相悖的同質化腐敗群體。他們所作所為都在「糟蹋人民」。 |
| 3. 人民的道德優越性 | 相信只有普通人（普羅大眾）才是真正誠心、老實的。由人民來做決定，才不會背離公共利益，才能做出最正確的選擇。 |
| 4. 對強人領導的期盼 | 在公共政策方面，厭惡官僚體制中繁瑣的法規與程序，認為這會耽誤時機。他們渴望一位強而有力的領導者，能跳過體制障礙，立即實現人民的願望，這種期盼若推到極致，可能演變為對威權主義的嚮往。 |
根據這套測量標準，研究發現臺灣社會存在相當普遍的民粹主義情緒。近八分之一的民眾有高度民粹傾向，而超過半數（54%）則屬於中度傾向。這意味著將近七成的臺灣民眾，對現有的政治精英與體制運作抱持著顯著的不滿。
此外，透過網路大數據分析也發現，在2018年至2021年間，「攻擊精英」的聲量在四個面向中遙遙領先，超過七百萬筆，遠高於「排斥他人」、「人民中心主義」和「擁戴共同理想」。這顯示「反精英」是臺灣民粹情緒中最主要、最響亮的元素。
三、接地氣的變貌：台灣民粹主義的四大特色
民粹主義在全球各地展現不同風貌，在臺灣，它也與在地的歷史與社會結構交織，呈現出四個顯著的特色：
1. 對貪腐的深刻不滿：
臺灣民眾普遍認為選舉耗費鉅資，而政治人物的資金來源不透明，使其與「貪污」、「賄賂」等形象緊密連結。這種觀感進一步延伸為對司法體系的不信任，認為「法律遇到有錢有勢的人就會轉彎」，這種對政商勾結、權錢交易的深惡痛絕，成為民粹論述滋長的沃土。
2. 對年輕民主體制的信任危機：
臺灣的民主化歷程相對年輕，民主制度的根基尚未如歐美老牌民主國家般穩固。因此，當民眾對執政精英的信心低落時，這種不滿很容易從針對「個人」或「政黨」，擴散至對整個「民主制度」的質疑。諸如「民主有什麼好？都選一些不知道在幹嘛的人」這樣的怨言，正反映了這種對年輕民主體制的政治秩序可能構成侵蝕的潛在危機。
3. 矛盾的排他性—對同志與外來移民的態度：
研究發現，臺灣的民粹主義傾向與某種形式的本土主義及對同性戀、外來移民等群體的負面看法有關聯。這一點相當特殊，因為歐洲的排外民粹通常與大量的移民問題直接相關，而臺灣的移民比例極低，法規也相當嚴格。
此外，在一個相對世俗化、宗教影響力不像西方國家那麼大的社會，對同志議題產生強烈排斥，也顯示出臺灣民粹主義在社會層面的複雜性，其排他性根源並非完全能以西方理論解釋。
4. 缺乏左派政黨下的世代與階級焦慮：
臺灣民粹主義的支持者輪廓，呈現出年輕化、教育程度相對較低、從事不穩定工作的趨勢。在全球化與產業變遷下，這群年輕世代面臨著低薪、高房價、職涯發展不順遂的困境，內心積累了強烈的憤怒與受壓迫感。
然而，在臺灣的社會政治結構中，主流政黨中缺乏一個能穩定代表勞工階級、為其發聲的傳統左派政黨。這使得他們的經濟與階級焦慮，無法透過既有的政治管道有效疏導，其訴求也未能在福利政策上得到充分體現，因而特別容易被那些訴諸「打倒精英」、承諾提供簡單解方的民粹政治人物所吸引和動員。
四、誰是民粹主義者？台灣政壇的案例分析
在臺灣的政治語境中，政客之間常以「民粹」一詞當作攻擊他人的武器。然而，若回歸主流政治學術定義，誰更符合民粹主義者的形象？
典型的民粹主義者：韓國瑜
許多分析將前高雄市長韓國瑜視為臺灣典型的民粹主義者。他的論述高度符合民粹主義的特徵：在競選大選期間，他將支持者稱為「偉大的高雄市民」或「庶民」，塑造出一個純潔的群體；同時，將當時由蔡英文總統領導的執政黨描繪成「權力中毒」、「無德無能」的腐敗權貴。
他將所有對他的批評都歸結為「精英的抹黑」與「政治奧步」。其核心訴求「高雄發大財」，尤其在後續的總統大選中，被塑造為一個不容質疑的集體意志，甚至為此提出「上任後禁止一切政治遊行」，因為「人民再也不想被意識形態綁架」。許多分析都認為，這種將社會簡化為「庶民vs.權貴」、並以單一經濟目標凌駕一切的論述，是民粹主義的典型展現。
菁英主義的反例：柯文哲與黃國昌
相較之下，有學者認為，柯文哲與黃國昌等人物，其本質更接近「菁英主義者」（Elitist），而非民粹主義者。菁英主義者同樣劃分群體，但他們尊崇的是擁有知識、能力、道德更優越的「政治菁英」（也就是他們自己），而將大眾視為需要被管理、甚至能力不足的「愚民」。
例如，柯文哲時常強調自己台大醫師的背景與高智商，並曾發表過「沒（經濟）產值的科系應該縮編」等言論，顯示其價值判斷傾向於以精英視角進行社會排序。黃國昌則以其學者背景與嚴謹的問政風格，同樣也帶有一種知識精英的形象。
他們雖然也猛烈批評政府，但其立足點更多是「我的專業能力比你強」，而非民粹主義者那種「我與人民站在一起」的姿態。他們與群眾的互動，更像是精英在號召民意來打擊政治對手，這是民主政治中精英為了爭取政權而競爭的常態，與民粹主義者自我矮化以融入人民的作法有所區別。
常見問題 (FAQ)
Q1: 民粹主義就等於民主嗎？
A: 不。這是最常見的誤解。民主的核心價值是「多元主義」，尊重並保障社會中不同聲音與少數群體的權利。民粹主義雖然也強調「人民作主」，但它通常是「反多元」的，它將「人民」定義為一個單一、同質的群體，並視任何反對者意見為不合法、需要被排除的「精英」或「敵人」。因此，民粹主義可以說是民主的黑暗面，而非民主本身。
Q2: 臺灣的民粹主義主要是左派還是右派？
A: 很難用傳統的西方左右派光譜來簡單歸類。臺灣的民粹主義呈現出一種混合樣貌：它有類似左派的階級關懷（對經濟不公、階級流動停滯的不滿），但又缺乏清晰的左翼政黨來引導；同時，它也夾雜著右派的排他性與社會保守主義色彩（如對移民或同志議題的負面態度）。其核心驅動力更多是普遍的「反精英」、「反貪腐」情緒，而非特定的左右派經濟主張。
Q3: 為什麼年輕人、教育程度較低者更容易傾向民粹主義？
A: 根據研究，這主要與經濟因素和相對剝奪感有關。這些群體在當前的社會經濟結構中，可能面臨更大的生活壓力，如求職困難、薪資停滯、買不起房等。當他們感覺被整個體制拋棄，傳統的政治精英又無法回應其訴求時，就特別容易被那些言辭直接、姿態親民、承諾打破現狀的民粹型領袖所吸引。
Q4: 批評政府就是民粹嗎？
A: 不是。在民主國家，批評政府是公民的基本權利，也是監督制衡的必要環節。民粹主義是一種特定的論述風格和政治策略，它不僅僅是批評，而是將批評升級為一場「純潔人民」對抗「腐敗精英」的道德戰爭，並宣稱只有自己才能代表人民。因此，重點不在於「是否批評」，而在於「如何批評」以及批評背後的政治邏輯。
總結
綜合來看，臺灣的民粹主義並非單純複製歐美模式，而是在地政治文化、經濟結構與社會變遷下的獨特產物。它深刻反映了民眾對貪腐的厭惡、對政治精英的普遍不信任，以及特定世代與階級在全球化浪潮中所感受到的相對剝奪感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目前研究顯示，儘管「反精英」聲量極高，但這種情緒似乎尚未普遍演變為徹底摧毀現有民主體制的「反建制」（Anti-establishment）力量。然而，其潛在風險不容忽視。韓國瑜式的民粹動員，已顯現出它如何侵蝕公共領域的理性思辨，將複雜的政策議題簡化為立場先行的標籤互鬥（如「1450 vs. 中共同路人」），這對民主的長期健康發展構成了嚴峻挑戰。
最終，應對民粹主義的挑戰，並非壓制不滿的聲音，或是將其輕易地標籤化。真正的解方，在於正視其背後的社會根源：經濟不平等、世代正義的失落、以及人民在政治過程中的疏離感。唯有透過更具包容性的政策、更透明的治理，以及更有活力的公民社會，才能強化民主的韌性，引導這股沛然的民怨，從可能具破壞性的力量，轉化為推動社會進步的改革動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