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鎖「強制送醫」：從警消SOP到人權爭議，揭開法條背後的真實挑戰

當電視劇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中，角色應思聰因思覺失調症發作而被強制送醫時，這一幕不僅是戲劇高潮，更觸動了台灣社會對於精神疾病、公共安全與個人人權的敏感神經。

在現實生活中，無數家中正上演著類似的掙扎。當摯愛的家人因精神症狀影響認知功能而脫離現實，甚至出現自我傷害或傷人的風險時，照顧者往往陷入無助、恐懼與心力交瘁的困擾。「強制送醫」常被視為最後的手段，但它究竟是什麼？啟動的條件為何？從報案到入院，又會經歷哪些複雜的流程與挑戰？

本文將整合法律規範、第一線人員的實務經驗及人權觀點，詳細拆解「強制送醫」與「強制住院」的每一個環節，為徬徨中的家屬、第一線工作者及關心此議題的社會民眾，提供一份清晰、完整的指南。

第一階段：啟動「緊急護送就醫」— 條件、流程與挑戰

大眾口中的「強制送醫」，在法律上的正式名稱為「緊急護送就醫」。這並非家屬單方面要求即可啟動，而是有著嚴格的法律要件與執行程序，旨在平衡精神病人人權與公共安全。

法律要件：不僅是「感覺」，更需「事實」

根據《精神衛生法》的規定，啟動緊急護送就醫的核心要件是，精神疾病當事人需處於「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者」的狀態。這句話看似簡單，但在實務執行上卻極為嚴苛。

現在進行式： 當事人正在做出傷害自己或他人的行為，例如持刀、攻擊、以頭撞牆等。這是最明確、最無爭議的啟動條件。

未來式（之虞）： 這是指當事人有極高的風險即將造成傷害。然而，「之虞」的判斷並非憑藉家屬的「感覺」或「猜測」，而是需要具體證據支持的行動或計畫。例如：

• 風險不足： 僅僅口頭嚷著「我想死」或「我要殺人」。
• 風險可能成立： 除了言語表達，還伴隨實際行動，如在短時間內大量購買刀械並揚言殺人、購買木炭並透露出自殺計畫、或已站上頂樓陽台等。

執行流程與各單位角色

一旦情況符合緊急護送的要件，家屬可撥打 110 或 119 求助。此時，一場多方協作的救援行動將展開，各單位分工如下，各司其權責：

家屬面臨的實務挑戰

正如一位家暴社工所言，強制送醫是一門「學問」。家屬在處理這類案件的過程中常會遇到以下困境：

1. 「一秒變正常」的窘境： 許多精神病患在看見警察、消防員等穿制服的人員到場後，會因情境轉變而暫時恢復平靜或躲藏起來，導致第一線人員因未目睹危險行為而無法介入。
2. 證據的重要性： 為應對上述情況，聰明的家屬會學習在衝突當下，用手機錄影存證。這段影片能向執法人員證明，病患確實存在與現實脫節的言行，而不僅是一般的家庭口角。
3. 家庭共識的缺乏： 若家庭成員對是否送醫意見不一（例如，姊姊主張送醫，父母卻反對），將使第一線人員陷入兩難，擔心事後被控告妨礙自由，從而降低介入意願。因此，在求助前，取得家庭內部共識至關重要。

第二階段：從「送醫」到「住院」— 醫院端的專業鑑定

成功將家人護送到醫院急診室，僅僅是完成了第一步。「緊急護送就醫」不等於「強制住院」。能否讓病患接受住院治療，取決於醫院端更為嚴謹的第二階段評估。

強制住院的嚴格門檻

在急診室，當事人會先接受身體檢查，並由精神科專科醫師進行會診。醫師的評估核心在於判斷是否因疾病影響而符合《精神衛生法》中「強制住院」的兩大要件：

1. 診斷為「嚴重病人」： 根據法律定義，「嚴重病人」是指「病人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，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，經專科醫師醫療診斷認定者」。這需要醫師的專業判斷。
2. 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： 即使診斷為嚴重病人，還必須評估其傷害自己或他人的風險是否高到「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」，且病人本人因缺乏病識感而仍然拒絕接受治療。

審查與權利保障

若醫師認為符合上述所有情形，流程將進一步升級：

• 雙重鑑定： 需由兩位以上的指定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，確認住院的必要性。
• 審查會許可： 醫療機構必須將鑑定結果、相關診斷證明及病患與保護人的意見，送交衛生福利部的「精神疾病強制鑑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」進行審查。唯有獲得審查會許可，強制住院才合法。
• 住院期限： 強制住院期間不得超過60天。若需延長，必須再次經由醫師鑑定和審查會許可，每次延長同樣以60天為限。
• 病患權利： 在此期間，病患或其保護人有權向法院聲請提審，要求裁定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。

家屬的角色：從求助者到資訊提供者

面對僅有短短幾十分鐘評估時間的醫師，家屬的角色至關重要。醫師不認識你的家人，也無法僅憑家屬的口述就做出剝奪人身自由的重大決定。此時，家屬應避免與病人辯論事情的真假，而是主動提供具體事證，例如：

• 播放衝突影片： 直接讓醫師看到病患在日常生活中失控的樣貌。
• 提供行為紀錄： 整理出病患近期異常言行的時間軸與具體事件。
• 說明對生活的影響： 具體描述病患的精神病症狀如何導致他「無法處理自己事務」。

人權的拉扯：強制住院的爭議與未來

強制住院制度，本質上是在「個人自由」與「社會安全」之間尋求平衡，但這條鋼索極難行走。

人權觀點的挑戰： 2017年，台灣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（CRPD）的國際審查中，被指出強制住院制度可能違反公約精神，即「不得以身心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理由」。人權團體倡議，應發展以人為本、以社區為基礎的支持系統，而非僅僅依賴強制性的就醫機制。

照顧者的沉痛呼告： 然而，對於長年孤軍奮戰的家屬而言，強制住院是他們在耗盡所有心力後，唯一能暫時喘息的防線。他們憂心，若在沒有充足社區配套資源的情況下貿然廢除此制度，無異於將他們推入更深的絕望。這凸顯了國家將照顧責任過度轉嫁給家庭，許多家庭在求助精神醫療之前，可能已先耗費大量時間與金錢尋求民間信仰的協助，卻未提供相應支持的結構性問題。

尋找更好的解方—美國「降落傘計畫」的啟示： 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主任廖福源提到，美國的「降落傘計畫」是一個值得借鏡的模式。它提供一個自願性的、臨時性的社區居住環境，讓處於危機中的精障者可以短暫入住。在這裡，他們能獲得同儕支持，同時保有工作、就學與通訊的自由，不像被送進精神病院般與世隔絕。這個計畫不僅給予精神病患者本人支持，也為照顧者創造了喘息空間，並有專業團隊介入，分別協助雙方。

常見問題 (FAQ)

Q1: 強制送醫和強制住院有什麼不同？

A1: 這是兩個不同階段的概念。「強制送醫」是指在當事人有自傷傷人之虞時，由警消、衛生單位等將其護送至醫院急診的過程，法律上稱為「緊急護送就醫」。而「強制住院」則是在醫院內，經過兩位以上精神科專科醫師鑑定，並由審查會許可後，才能執行的全日住院治療，其門檻遠高於強制送醫。

Q2: 家人出現精神症狀但沒有暴力行為，也不肯就醫，我該怎麼辦？

A2: 根據多家發布單位如衛生局的建議，在沒有立即危險性的前提下，應優先採用柔性勸導。可以「動之以情」，站在對方立場，從其身體不適（如已經好多天睡不好、心悸）切入，建議去看診改善症狀。也可以「說之以理」，解釋這些狀況可能源自大腦這個身體器官的問題，例如「自律神經失調」或「血清素分泌不足」，用去標籤化的詞語降低其對精神科的負面觀感，並以身體的不舒服作為引線，引導就醫。

Q3: 警察來了，病人卻突然變正常，他們不肯處理怎麼辦？

A3: 這是常見的困境。最好的應對方式是「事前存證」。在病人發作、出現怪異言行時，用手機錄下影像。這段客觀的證據可以幫助第一線人員了解平時的狀況，避免因當下情況的不明朗而無法處理。

Q4: 病人被強制住院後，家屬的責任就結束了嗎？

A4: 沒有。住院是短期治療，家屬與親友仍需扮演關鍵角色。應配合醫院的治療計畫，參與家庭會議，提供病患的日常資訊，並為病患出院後的回歸社區生活做好準備。出院後的穩定服藥與社區追蹤，更是防止復發的重要環節。

Q5: 強制住院是唯一的解決辦法嗎？有沒有其他選擇？

A5: 強制住院是危機處理的最後手段，而非唯一解方。理想的模式是發展多元的社區支持系統，例如提供臨時居住空間、同儕支持、日間照顧中心、社區關懷訪視員等，讓病患在社區中就能獲得足夠的支持，從而減少需要強制住院的危機情況。

總結

「強制送醫」是一項粗糙且不完整的解方，誠如廖福源所喻，它僅是「讓溺水的人暫時不會溺水」，卻無法從根本解決問題。它是一個複雜、多階段、高門檻的法律程序，牽動著病患、家屬、醫療人員與社會安全等多方利益。

理解其運作的細節，有助於我們在危機發生時做出更正確的判斷。然而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們必須超越「送醫與否」的二元對立，共同思考如何建構一個更完善的社會安全網。這包括積極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、發展多元的社區支持服務（如降落傘計畫）、給予家庭照顧者實質的資源與喘息服務，並從教育著手，減少社會對精神疾病的汙名。唯有如此，我們才能真正接住每一個在困境中掙扎的靈魂，讓「與惡的距離」不再遙遠。

資料來源

• 強制住院是粗糙的不完整解方／游婉琪
• 精神疾病照護問與答
• 警察機關如何處理護送(疑似)精神病患案件？